《全唐文》，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总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总集。清嘉庆十二年（1807），清仁宗以内府所藏抄本《全唐文》一百六十册体例未协，选择不精，遂命儒臣重加厘定，由大学士董诰任总裁。董氏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有主编巨书的经验，故非徒以位高而领衔，具体规划皆有裁定。全书凡六易寒暑，至嘉庆十九年（1814）成书，共计1000卷。和《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辈，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一人员组合，对本书的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加上时当乾嘉朴学鼎盛之时，编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内府图书，文章本身也不像诗歌那样流传多歧而容易以讹传讹，所以《全唐文》的质量较之《全唐诗》要好得多。据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和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总结，《全唐文》具有以下一些优点：首先是搜采十分浩博。据清仁宗《御制全唐文序》、《全唐文。凡例》、法式善《校全唐文记》（《存素堂续集》卷二），编修官们曾从《四库全书》中的别集，《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永乐大典》，释道两藏中广泛搜集唐五代文献，而“天下府厅州县”方志以及“散见于史子杂家记载、志乘金石碑版者”，亦在求访之列。如李商隐文集久失传，清代前期传本注本《樊南文集》都是从《文苑英华》中抄出的本子，而《全唐文》则从《永乐大典》辑出多篇，钱振伦兄弟即据此作《樊南文集补编》的笺注。今《永乐大典》已残存无几，所以《全唐文》的这部分就特别珍贵有用。《全唐文》共收文20025篇，作者3035人，俞樾云“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兹，读唐文者叹观止矣”（《唐文拾遗序》），诚非溢美。其次是考证校勘较为精密。在小传的撰写上，《全唐文》编者下了很多工夫。和《全唐诗》作者小传相比，《全唐文》作者小传不但更为翔实，而且纠正了前者不少错误。在文章辨伪方面，《全唐文》对于作者有异说的，大都能通过考辨以定去取，而非不负责任地有见必录。如《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既见于柳宗元《河东集》，又见于独孤及《毗陵集》，《故东州节度使卢公传》、《杨烈妇传》，李翱《李文公集》、李华《李遐叔文集》两见，悉予订正，前者归河东，后者归李翱。在文字校录方面，全书《凡例》规定：“碑碣以石本为据，余则择其文义优者从之，若文义两可，则注明一作某字存证”；“金石文字，类多剥蚀而版本完善足信者，即据以登载；其无可据，则注明阙几字存证；惟残阙过甚仅留数字，无文义可寻者，不录”；原书所用《文苑英华》为明刊闽本，“讹脱极多，今以影宋抄逐篇订正，补出脱字”，为例甚善。
但是本书工程浩大，加之出自众手，因此疏忽在所难免，最为显著的缺憾有两条：一是辑录不注出处，二是网罗尚有不少遗漏。前者已无法补救。后者同治年间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掇拾遗文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出处逐一写明，收文约2500余篇，作者近310人，于光绪年间付梓。其次，在校订上，文字讹误和重出互见较突出，并有人名误、题目误、收录误现象。小传叙述亦间有失实。清代考据家劳格深谙唐事，撰有《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共130条，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继撰《读全唐文札记》310条，为其纠谬、正误、质疑，共涉及文章近400篇，作者13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