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藩牧吴中时，目击田赋之重，曾有均田之议，旋以引疾归里，未及上陈，附见其说于《退庵随笔》中。盖亦国初人有此议，曾见其书，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说究有难行，我朝一视同仁，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而同辈中，亦有窃笑其迂者。近读梁绍壬《秋雨庵随笔》，所载一条，较为平允，胪陈原委，亦更详明，因亟录之，以资决择。
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徵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
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
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汀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早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徵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
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
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汀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早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