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山鼎铭，自顾亭林、程穆倩以下，释文甚多，或以为商器，或以为周器，或为文王时物，或为宣王时物，迄无定说。余旧得徐兴公释文原纸，林吉人为手录诸家歌诗缀其后，曾装潢成册，呈之翁覃溪师，师为题跋，并缀五言长篇。师有旧辑《焦山鼎铭考》一书，甚详备，至晚年复疑此鼎之伪，曾于题徐册中露其旨、且将旧辑鼎铭考之板毁弃不存，余藩吴中时，曾亲至焦山，手量鼎腹，并精拓铭纸以归，私欲参互审订，折衷一是，而讫无悟入之处。
今岁至扬州，复晤罗子茗香，乃得读其《周无专鼎铭考》，独于铭首“惟九月既望甲戌”七字，冥搜而显证之，定为周宣王物，为之心开目明。盖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术，又证以汉统三术，参核异同，进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厉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岁，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终己未，计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为月之十七日，与鼎铭吻合，断此鼎为周宣王时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忆仪征师《积古斋款识》中谓南仲有二，《诗·出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文王之属，《常武篇》之南仲，《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
今岁至扬州，复晤罗子茗香，乃得读其《周无专鼎铭考》，独于铭首“惟九月既望甲戌”七字，冥搜而显证之，定为周宣王物，为之心开目明。盖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术，又证以汉统三术，参核异同，进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厉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岁，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终己未，计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为月之十七日，与鼎铭吻合，断此鼎为周宣王时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忆仪征师《积古斋款识》中谓南仲有二，《诗·出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文王之属，《常武篇》之南仲，《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
是宣王之臣也，此铭不类商器，当是宣王时臣，则已先茗香言之，特茗香实事求是，尤令人拍案称快耳。按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鲜著之，录者惟徐兴公一释文耳。自国初王西樵士禄，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之，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家，以为不祥，舍之焦山寺。康熙间诗人，始竞以此为故实，其实自嘉靖以后，明人诗文集并无此说，《天水冰山录》中备载分宜家物，铜器类只有铜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先竹坨先生及吾师苏斋老人，皆深于考古者，其咏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则分宜一事，尚当以疑案处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