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是太不容易了。就我所见宋代的王安石，他的品德和度量宏大如千顷的水泊，他的气节崇高如万仞山崖，他的学术成就集成了各个门派的精粹，他的文章起于八代之后，他所主持设立的国家政策取得的成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挽救了当时社会的弊端造成的危机。他出于善意而提出的法令法规，许多传到今天都没有能废除；那些被废除的，也大都符合政治原理，至今东西各国还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们详细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至于到三代（夏、商、周）之下寻求完人，只有王安石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悠悠千年后，才出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历史的光荣，百姓应该买来金丝线，为他绣铸金身来祭祀他。自王安石之后，已经过了千年，这千年中，百姓怎么看待王安石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在一边而痛哭的。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辱骂，换了朝代也得不到洗雪冤屈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浅陋的史学家，他们评论克伦威尔，说他是乱臣、贼子、奸险、凶残、迷信、发狂、专制、伪善，千万张嘴是一个声音，这种牢不可破的观点维持了百年，只是到了现在才是非大白于天下。英国国会给先哲们画了数百幅像，位于首座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的百姓对王安石又是怎样呢？跟在别人后面盲目附和来诋毁诽谤他，全都和元祐、绍兴年间差不多。有赞扬他的，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稍好一些的，也不过赞扬他勇于担任大事，而他事业的宏远而伟大，没有见谁提到，而他高尚的人格，则更如美玉被埋在深矿中，永远也没有机会显露他的光芒了。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而痛哭的。
曾国藩说，宋代的儒者对于小人宽，而对君子严。唉！难道只是宋代的儒者是这样吗？大概这种毒素对社会的毒害很深，到今天就更加严重了。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进行诽谤。求全，就是在优点中找他的缺点，然后反对他，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虚构本来没有的缺点从而进行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守静止是最大的法则，他们对王安石的大力改革，一个接一个的先是惊骇，随后进行阻止，这确实不足为怪。只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什么要因为政见的不合而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虚构言辞诬蔑别人的私德，这是村妇们相互辱骂的伎俩，而想不到被士大夫们用上了，于是就形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这样一个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来痛哭一场的。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宋史》内容的失实，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讲，有许多在我之前的人已经说过了。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这话是正确的。
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皇帝的时候，他给皇上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他陈述时局，剖析政治弊端，内容详尽，处处贴切恰当。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内容和主张里可以见到；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迎合，有的说改变他的原则，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他才智超群，不屑于流俗那种声色显达的习气，他坚定执著，世俗的东西丝毫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他纯洁的节操，比冰雪寒冷，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俗学的庸陋，改变旧制度的因循守旧，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用孔孟之道，功勋业绩一定要比上伊尹和周公，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而名扬四方，一时间王安石的声名大起，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难得，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无愧于商汤和武丁，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天下就不得安宁。王安石执行周礼，明白无误，自信所学，准确没有差错。君子极力争辩，接着就离开了；小人投机，曲意赞同他的政策。忠实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
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在上面神宗皇帝不信，在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决意去施行。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本来也是应当担责任的。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改变了一切，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贵重的是玉，玉上的斑点是不能掩盖它的光泽的。古代真实可信的史书，直接叙说事件，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奖惩和教训，为后世所信赖。对人的褒贬等评说，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失去事情本来的真实，小人就可以找到借口而激怒，更何况君子呢？（中略）近代的学者，说法都一样，满朝廷都是一种言辞，难道是善于学习前辈吗？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成为废墟，同乡的人告诉县里，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倒塌得已经很厉害了，从这里过的人都很感叹。现在神怪的祠堂，到处都不断在建，而王安石以盖世的才能，非凡的情操，山川赋予的灵气，可能世间不会再有，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没有对他表示敬意，岂不是舆论的不公平，人心的畏惧和疑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代）《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尧舜等上古三代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都是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能全都改变，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执行起来效果不好，容易滋生弊端。然而人们曾经考虑当时的形势了吗？宋太宗北征时中了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夏本来是宋朝的叛臣，却称了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贺、吊唁以及大大小小的来往、赠送礼物等现在又加倍，宋还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呢？让对方容许我做皇帝，宋还有什么名声呢？这些是臣子们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与他到公堂诉讼，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会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反过来只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张商英来治国，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丽来朝见，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毁坏它，莫非王安石就应当记着皇上的仇敌，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就应当把他放置在一边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他的言语更是令人耻笑，他说：使敌人生疑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树以限制外邦的骑兵，一是创建保甲，一是修筑河北的城池，一是设置都作院制作新式的弓箭和大的战车，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唉！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准备我们就撤去准备，如果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头颅难道我们也割去头颅吗？这就是他的孙子韩节夫失去元气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执政的大计，在史书上削减去了一半，幸亏韩琦误认为是王安石的罪状而得以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陈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随后蔡卞重新改写，元祐党起来后又进行了改写，这样宋史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即使如此，一个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诋毁了这个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置一边。而到后代，大家都以苟安颓废的为君子，而要建功立业支撑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吗！？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担心死后没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记载，恶的都要去除，不过都不会超出生平的事实；而后世评论的人，即使是意见不同，褒贬不同，而事实是不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世评论王安石不是这样，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余年，开始诋毁他的，都出自私书，既而是采用私书作为正史，这之外事实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难。（中略）回忆王安石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中说到：“自从三代开始，各国都编有历史，而当时的史官，大多是代代从事记史，常会以身殉职，只因不愿改变史实，这样流传下的东西，都可作为考证。后来既然没有了诸侯的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伟奇特、伟大杰出的人，道德事迹广泛传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认可，就不能记载于历史。而记史的人，又不是正统，而是一时出现的新贵，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尚且有时把忠诚当做奸邪，把差异当做相同，当面责罚人而一点都不忌惮，背后讥笑人而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只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做罢了；何况还暗地里用文字来捏造前人的善恶，想当然而对人进行褒贬等评判，死了的不会来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也不能去论说曲直，赏罚褒贬又不能表现出来，以他们的私心，怎么会不欺骗神灵呢？”唉！这说得够明确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年间，当时王安石已经在朝廷内外很有名声，而还没有人诋毁他。然而每当读到这封信，而不禁感叹，后代诋毁他的人，他早就已经说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了。自古以来，前代的历史，都是后来的朝代编写的，而他们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据的。写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个人的私书当做正史。当熙宁新法刚开始施行时，朝廷中议论纷纷而起，新法的许多实际操作，有许多是可指出的。等元祐间的那些人执政，不仅新法全变了，党祸也开始蔓延，尤其在范、吕等人刚开始编写《神宗实录》的时候。这时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经纷纷出现，都是暗地里用笔墨来发泄他们个人爱憎的行为。接着又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长编，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会再争辩是否得当，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论曲直，他是在为天下及后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担当了这些，结果使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至于有人说宋朝的灭亡源于王安石，难道说得不过分吗？宋朝自从南渡到元代，中间二百余年，大肆诋毁王安石的，多得不可胜数了。从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这样的人，说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汉桓帝、汉灵帝为一身的人；有像杨用修的，斥责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甚至更厉害。再加上之前苏东坡作的《温国行状》，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占一半。别说古代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东坡的文集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文章吗？明代有唐应德，写了《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也没有一句好话，一件好事，这样还能和他们讲历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习斋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览群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搜罗了数千卷的资料编成王安石的年谱，而他持有这种论点。然而在当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想要达到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吗？即使这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位哲人，不仅他的伟大功业被埋没，还落得千夫所指的恶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这种事对于世道人心所产生的祸患，与洪水猛兽同样厉害。这样说来，驱除邪恶，抗拒淫辞，弘扬不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辉显露，对上告慰先人，对下勉励后来的哲人，这件事虽说难，怎么可以不做呢？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由。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史书中，是最污浊和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它是以表彰道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也数不清。”檀萃说：“《宋史》非常烦琐，而判断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了洛党和蜀党，到南渡而没有停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为人掩饰，不同路的未免指责过分。”这可以说是击中了它的要害。之后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沈世泊写的《宋史就正编》，都在纠正《宋史》的错误。四库提要摘录它的纪志中互相矛盾处、传前后矛盾处十余条。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录它叙事杂乱处、疏于检查处、错误处、遗漏处、抵触处各十余条，它各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错误处共百余条，则《宋史》这书的价值，就可以看出了。而它谬误最严重的，数百年来没有人来为它纠正的，就是如里面所记述的有关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对那时的人没有什么好恶，只是因为没有见识，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罢了。因此要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据的资料。考查宋时所编写的《神宗实录》，众说不一的事情太多，几乎兴起大狱。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一起编写，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本书就成充满袒护和谀辞的历史了。”陆佃说：“如果像你所说，难道不成诽谤之书了吗？”陆佃虽然跟从王安石学习过，然而不赞同新法，现在他说这样的话，则当初所编的《神宗实录》诬陷和诽谤的议论之多，是可以想见的。这是第一次编写的《实录》。到绍圣年间，三省一起上书，谏官也先后上书，说实录院前后所编写的先帝实录，像是有许多附会的言辞和奸邪之言，诋毁熙丰以来的政事。并到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各自号称是没有什么根据而得以传闻的事。皇上说：“文字要真实，史臣竟敢如此放荡傲慢不恭敬！”章惇说：“不仅许多事是从传闻中来，即使是在臣僚们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但他们靠这些传闻来编写历史，敢这样虚夸骗人。”安焘说：“自古史官没有这样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是出自反对元祐党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在这之前蒋之奇用男女之间的事来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多次上书乞求根究。等皇上下旨问蒋之奇，他也只是说传闻而已。可以看出宋时官署的习气，本来就是这样。于是皇帝下诏命蔡卞等人重修《实录》。蔡卞取王安石所著《熙宁实录》呈上，将元祐时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红笔抹去，被称为朱墨本，这是第二次编写的《实录》。而元祐时的那些人，又对这不停攻击。徽宗时，有人叫刘正夫，说元祐、绍圣时所编写的宋神宗的历史，互有得失，应当折中它们的说法，使事实流传下去。又有一个名叫徐勣的，写神宗的历史，已经快十五年了，还没能成书，大概是因为元祐、绍圣的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用司马光家藏的《记事》，蔡京兄弟纯粹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因而议论纷纷。当时辅相的家中，藏有记录，怎么会没有呢？大臣们说应该全都采用，参考修订是非，以写成大典。于是就下诏再编。还没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难。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编成《实录》献给皇上，这是第三次编写的《实录》。《宋史》所根据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到绍兴，元祐党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余年，所积聚的怨愤很深，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地去报复。而王安石所写的《日录》，和绍圣间朱墨本的《实录》，全都毁灭了，无法再去考证。《宋史》于是就根据一面之词，写成这严肃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将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诬陷王安石的言语，用其他的书来求证，它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有十分之六七。近代的李绂、蔡上翔对此辨证很广，我将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载在下面各章中，这里就不啰唆了。重要的是，想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那么刘正夫、徐所说的元祐、绍圣两派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的说法，最为公平。我不敢非要说绍圣本赞扬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两种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则我虽然不想说，又怎么能够呢？蔡上翔所写的王安石年谱，记载了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后面说：
王安石执政时，国家全盛，熙河大捷，扩张土地数千里，这是宋代开国以来所从没有过的。南渡以后，元祐年间的那些贤人的子孙，以及苏氏、程氏的门人故吏，对当年因党争而惹祸上身而发泄愤怒，认为攻击蔡京还不足，于是就将败乱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徽钦之祸，是由于蔡京；使用蔡京，是由于司马光；而龟山被荐举，是由于蔡京。波澜相推，与王安石都没有关系。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势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对付，因而舍弃时政而追究往事了。（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程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道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由于专门表彰道学，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竹垞、王渔洋都说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有儿子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文字中说曲端有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