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
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
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宾，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
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校，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
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
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
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
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
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宾，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
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校，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
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
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
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
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鄂文端公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