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春，予复至沈方伯署中，访基隆失事状，得二说焉。
一谓误于李某。李某者，籍广东，职太守，制军私人也。委理台北粮台，即侵饷银数十万，无计开销，惟幸军败以掩覆之。
一日，刘中丞与法人大战，法势将北，李忽即报曰：“沪尾失守矣！”
沪尾者，离台北府城六十里要口也。沪尾失，则府城难保。而刘军前后受敌，中丞遂麾军退，急回救府城，法遂乘势据有基隆。及至府城，知无其事，即遣人执李某，已不知何往。或云，早遁入法军矣。
一谓非尽关李某之罪，中丞实受要人旨，谓宜让法人一步，为日后议和之地，故借此以退军。不然，此何等事？何信李某之深，而不复探其确否也？且中丞非不善谋善战者，当六月初旬抵台北，百无预备，未十日，而法即来攻，然尚败之而去。况法人再攻基隆，乃在七月二十以后，有此月余，布置岂有不安妥乎？岂反不能拒之，而仓卒以退乎？即谓沪尾失守，何不暂分军回保府城，再筹善策乎？何必全军尽撤，而又若是之速乎？诚有不可解者在矣。
斯二说也，遍访之于人，符于前说者居多，后说则或隐约其词，若是若非焉。其殆不敢明言，恐以贾祸与？抑亦事属子虚，实传之者之妄也，均未可知也。
予则谓胜败军家常事，基隆虽失，台北无恙。法人之志，本在全台，故聚三十余艘，兵数万。全力进攻，不遗余策。而中丞能抗拒半年之久，法卒无奈之何，厥功亦甚伟矣。基隆之事，不必深求焉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