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司法官惩戒委员会
熊秉三任热河都统，组织官吏惩戒会，自谓行之有效，迨为国务总理，遂呈设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于京师，所司则议决高等官之惩戒事件也。置委员长一人、委员十人，凡行政官吏，除赃私案属刑事，应提交法庭外，其余渎职违法等情凡当受处分者，皆由此会议决惩戒前清吏部议处以革职为止。过乎此者，则交刑部治罪，与今制略同。惟清代分公私罪，公罪准抵销，较今少详耳。鄂人某君，曾充惩戒会委员，谓有十不可解，尝举以告著者，今忘其三而记其七，特录之以供读者谈助焉。
清代处分，至轻者罚俸三月，其实官不恃俸为生，而所领亦多经折扣，已为掩耳盗铃。今则改为减俸几个月几分之几，并无标准，徒为烦赘，一不可解也。清代官多实任，故罚俸法可行。民国实任官无几，凡交付惩戒者，多已经撤任，俸本无有，何待乎减，二不可解也。记大过大功，从前乃督抚藩司专柄，并不报部，以功过随时可抵销，且实际无关乎迁黜。
今凡付惩戒者，强半以应受记大过处分，请大总统训示施行，毋乃不胜其烦乎，三不可解也。清制凡实犯专案之官吏，始由部议处。若疲软不谨诸官，则或勒休，或革职，不待议处，诚以论事则空洞，论人则断不可使之临民。
今则有以侵吞浮冒，衰弱放纵，而付惩戒者矣，四不可解也。往者在官人员，或署事、或供差，本身必有实职。今人人可以供差，撤差之后，即与政界脱离关系，惩戒会虽执法绳之，实同具文，五不可解也。平政院本为行政裁判机关，事务清简，官吏处分，固应归其职掌。今乃特立专会，不类不伦，六不可解也。
议处事归吏部者，以官吏履历，皆部执掌，虽一案议处，仍须调查，前后事实故奏案中必声叙某官或前因某事，已受何等处分。今又受何等处分，或某官应得降级处分，而系公罪，可准其查级抵销。今则惩戒会并无官册，委员十人匆匆议决，更不暇旁参曲证，七不可解也。而此乃其组织之缺点，更请言其事实。
会设十委员，有老官僚，公事娴习，而不甚解新法律。有学生，虽知新法律，而公事生疏，更有新留学归，全不知国内情伪，遇官吏以私罪付惩戒者，应轻应重都属茫然。且事须开全体委员大会，必多数同意，议决书乃能成立。往者某委员长，颇明达事理，众议不伦者，多所裁正，群以其专断。会半缺席不到，往往元首交付惩戒案件，数月不能呈覆。京外各县署，具文催促，府秘书厅因致函责让，而众犹不肯至会。
委员长对人言之，愤激至不可耐云。闻请托亦所难免。每有据被劾人员声辩，不加详查，遽从轻议者，陈二安知其然，兼任四川巡按日，劾治贪吏，多皆一面呈请褫职，一面即自行收押追款，从不请付惩戒。董鸿侍已辇巨金至京，以此卒无所施其伎俩。
尤异者，前黑龙江嫩江县知事姚明德，以侵吞公款，交代逾限，讷河县知县杨鲁，以承办工程，款项不实，此关系公帑与私人操守。当然褫职，仍勒追款项，而姚明德仅受减俸八个月三分之一处分。杨鲁受记大过处分。又肇州县知事孙之忠，以纵容痞棍勾结朋比，此案情若重，即应提交法庭，至轻亦当褫职，而亦仅得记大过处分。见者莫不绝倒，或谓是时委员会长，为某代理，难免瞻狗。此道揆法守，所以荡然无余之由也，而熊氏生平，以经世才自负，而莅官数省，一无成绩。执政数月，请立是会，其余官方吏治，宁有丝毫裨益耶？
司法官惩戒委员会，组织与文官高等惩戒会同。惟少一委员。法官舞文枉法，已成民国习惯，而不闻有置重典者。某地方官推事，以受人请托，判决不公，提交惩戒，并未褫职。又某书记官长，涂改供辞，事已证实，以其戚方为法部参事，遂据其声辩，仅以疏忽从轻议惩了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