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

　　古今人之论荆公，其迳诋之为小人者，不必论矣，即仰之为君子者，亦未尝不以好用小人为公之玷。然则公果好用小人乎？公所用者果如史家所记述，无一而非小人乎？则又请平心以察之。

　　吾尝极论荆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尝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方命圮族，而不能舍鲧。以此推之，则虽谓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归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则其为小人所累而颇自悔之，当亦属于事实无可为讳者。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使彼虽极其寿张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虽然，谓荆公为专好用小人则非也，谓荆公所用者为皆小人，则尤非也。公上神宗论馆职札子云：陛下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矣，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公之所进规于其君者如是，而岂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条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屡以问荆公，公曰：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念国体有先后缓急。（本传不载此语。华氏《续通鑑》载于熙宁二年三月，其见宋史何处未暇细检。）是荆公之谆谆于进贤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与其谓荆公好用小人，毋宁谓神宗好用小人，而荆公则虽矫正之而犹未能尽者也。夫荆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为后世所称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后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终，史家遂不认此人为荆公所用。夫荆公既锐意必欲行新法，则凡不愿奉行新法者，虽欲终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谓荆公无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终肯奉行新法之人，则后之史家，初不问其人平日行谊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为罪大恶极。不宁惟是，又往往虚构事实，必被以恶名而始为快，不必其与荆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还稍稔者，亦无一而获免焉。如是则荆公所用者，安得不皆为小人哉？非荆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经荆公之拂拭，旋即经史家之锻炼，虽君子亦为小人已耳。吾非敢谓荆公所用者必无小人，愿以为虽有之，而其不善决不如是其甚。夫以荆公之懋德高节，而经史家之刻画，犹使后之读者，觉王衍卢杞俨然在目，则其他操行不及荆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诬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韩琦而可指为交结中官，以欧阳修而可指为盗淫甥女，且举朝汹汹，谓为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当时争意气者，岂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孙固濮议，稍抗舆论，则群斥为奸邪，然则千年来指荆公所用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孙固之比耶？吾固非强欲为荆公所用之人辩，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请就所可考见之人而一一论列之。

　　陈升之

　　升之在仁宗时已为执政，非荆公所特拔。然荆公集中有送陈升之序，盖自其微时，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条例司初设，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实为荆公推毂无疑。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论列百数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与荆公共事之故，史称其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其信否则非吾所能断也。

　　王珪

　　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宁三年，始参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终神宗世为相。其为荆公汲引与否不可知。然固始终奉行新法者，本传于其执政前多褒美之词，于其执政后多讥弹之语，平心论之，盖一中和之人也。

　　苏辙

　　荆公初设制置条例司，首擢辙为检详文字。荆公之特拔小臣自辙始，后以不附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特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于安石传颢传，并不载其曾为条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为颢玷，故讳之欤？

　　刘彝

　　条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为县尉，荆公特拔者也。史称其以不附新法罢，又言神宗择水官以其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长而专委以一事耳。以不当冲要之故，本传无贬词，且亟称其材。

　　卢秉

　　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称其与薛向行盐法扰民，然请罢发运使献余羡，其综核名实可见。其后征西夏，立奇功，则其才之瑰伟可知。其父革以廉退闻，而秉未冠即负隽誉，尝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节也。蒋堂赏味其言，卜其必为隹器。而荆公因读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故特拔之。秉后守边，以父老累乞归养，神宗手诏慰留，父革闻之，亦以义止之。后革疾亟，始得归，遂不复出。以此言之，秉之名节，诚卓荦可观，不负荆公之知矣。而宋史则谓其阿徇时好，父子相去甚远，夫革未尝谓其子不肖，且责以大义，不许告归，而史家竟不许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条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无传，事迹不可考。以程刘卢三人例之，当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谢卿材侯叔献皆当世所号为贤者，不知所据何书，俟考。）

　　吕公著

　　公著后此与司马光同破坏新法，史家所目为大贤者也。而其超擢显官，实荆公荐之。史家恐污点公著，故于公著传讳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传云：“安石知政事，谦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盖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却为公著讳，而留此痕迹经示人也。顾吾独不解恶其兄者何以荐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要之荆公之荐公著，灼然无疑，而诋荆公专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韩绛

　　绛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法，时号传法沙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有公辅器，是其材德之优，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决狱廉明，抚民周浃，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

　　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千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

　　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

　　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末云：“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其传后论云：“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之。”

　　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见矣。

　　吕惠卿

　　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军矣。（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据元?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吕吉甫书云：（惠卿来书称特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皆缘国事，今徵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隙末，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异十六）《宋史惠卿传》引司马光言，谓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过一傀儡然。吾以为此必非温公之言，果为温公之言，亦诞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怀抱于平日者已久，观其平昔之诗文及上仁宗书可见也。答吕吉甫书云：举朝纷纷，公独助我。惠卿助安石耳，岂安石助惠卿哉？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吕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无状，似如所言，则非徒惠卿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复引。但观答吕吉甫一书，其德量何等宏远，以荆公之为人，岂有肯为此卑劣之事者哉？读者如信公为言行一致之人，则观此一书已足，若犹不信，则吾更哓哓，亦无益也，故不复辨也。

　　曾布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埒。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谓奸者何在。当时诸新法虽由荆公发其大纲，而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廷臣有难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献通考》犹载其一二，则其文理密察之才，与纵横奥博之辩，必有大过人者。本传记其初召见时，上疏请神宗推赤心，奋威断，使四方晓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论，可以匡荆公不逮者也。其于新法事事皆赞助，独于吕嘉问办市易之不善，则严劾之，谓官自为兼并，卒以此得罪吕惠卿，出知饶州，所谓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马光执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斯可谓不变塞焉强哉矫矣！其后崇宁间以得罪蔡京，京诬以贼贿，使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则亦由不肯附京故也。（以上所据皆宋史本传。）夫以宋史恶布之甚，至列诸奸臣，然记其行谊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载者，何可胜道！其所指为奸状者，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此而曰奸，则何不并荆公而入诸奸臣传也？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以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愤恚争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元?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皇议所立，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又窜雷州，徙睦州卒。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束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为所立，卒缘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淫无道，卒以亡宋，此万世所共见也，安知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为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诸臣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诸臣，则亦还以元?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诸臣亦非也。而论者必将曰：元?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小人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之耿介，恐元?诸贤，犹或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矣！夫之所以报复元?者，其惨酷诚甚于元?；虽然，曾亦计元?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耶！夫以直报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岂可以责诸？且元?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以及此，矧乃哉！吾以为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蔡确

　　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暇辨。

　　郭逵赵Ｘ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公玷也。

　　范子渊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陈迹久湮，其是非吾无以明之。

　　薛向唐参劾荆公，谓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考公于嘉?五年，尝举向司马政，熙宁初又举为江淮发运使，未几荐为权三司使，其信任之盖甚厚。而向所至政绩烂然，马政漕运皆经整顿，大革积弊，熙河之役，转饷未尝有失，其理财之效，盖等刘晏，即宋史亦亟称之。荆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独可怪者，宋史向传，于荆公屡次推毂，未尝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污向耶？嘻！

　　陈绎唐以之与薛向并举，则当为荆公极信任之人。熙宁间尝知开封府。（犹今之顺天府尹，当时一要职也。）宋史本传，寥寥数行，惟有论事不避权贵。（神宗论绎语。）为政务摧豪党，谳狱多所平反三语。此外则诋其私德，谓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又云：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颜回。其传末论云：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又何取焉？据此推之，则陈绎必一操守严正治事敏察之人。古之循吏也，其政绩可观者必甚多，史削之耳。乃云其缪为敦朴，吾不知作史者何以审其必缪也，子妇事何与阿翁，乃指为廉耻道丧！虽明晓吏事，亦不足取，古今有此论人法耶？古今有此史笔耶？要之凡经安石拂拭之人，虽夷亦指为跖，此全部宋史一贯之宗旨也。

　　邓绾

　　绾诚一反复小人，荆公所拔诸人，此最为不肖矣。顾公虽尝荐之，然后此恶其媚己，遽自劾失举，公之不自文其过，益可见矣。而世乃谓公好谀，何适得其反哉！

　　许将其为荆公所荐与否史无明文。然熙宁初超擢不次，不得谓非荆公用之矣。欧阳修尝称其辞气似沂公，举进士授外任秩满后，不试馆职，与荆公同，其澹于荣利可见。荆公赏之，或以此耶！其判流内铨也，以综核名实闻。辽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请割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将慷慨请往，面折辽使萧禧，全命而返，其折冲尊俎之功，不让富郑公矣。其判尚书兵部，整理保甲法，卓著成绩。其知郓州，民无犯法，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见狱空耳！其为兵部侍郎，条陈军略甚悉。及用兵西夏，神宗遣近侍问兵马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及绍圣初欲发司马光墓，将又谏止之。由此观之，将之才略德量，皆极秀异，荆公执政时特拔之。非无故也。而宋史于传后之论，惟称其力止发墓一事为可取，余悉置之，是得为好恶之公乎！

　　邓润甫

　　以荆公荐为编修中书户房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丞，其成进士后，尝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荆公殆赏其恬退耶！元丰末，神宗命李宪征西夏，润甫力谏，未几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是其人亦鲠直士也。宋史论之曰：润甫首赞绍述之谋，虽有他长，无足观矣。呜呼！是又与韩绛元绛陈绎诸传，同一笔法也。但一附新法，则万善悉不见银，荆公所用，安得不尽为小人哉！

　　王子韶子韶殆钻营奔竞之徒，荆公初引为制置条例司属官，擢监察御史里行，然旋罢黜知上元县，殆荆公自知其误欤？

　　吴居厚居厚虽非荆公所拔用，然录其功以迁擢者也。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计给梅山瑶，计劳，得大理丞，补司农属，其后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史称其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又言其就莱芜利国二冶自铸钱，岁得十万缗。元?时治其罪，绍圣间，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崇宁间为相云。史称其在政地久，无显赫恶，而一时聚敛，推为称首。今以本传所指为罪状者按之，其核闲田以给瑶民，极得招抚之道。就冶铸钱，以润泽一国之金融界，国与民两受其赐。若其疏河通漕，则史亦称之矣。是皆不足以云掊克，独其岁收羡息钱数百万，果为损下益上乎？抑为办理得宜，自然至之乎？今日无从臆断，为功为罪盖未可论定也。然以史家恶之之甚，然犹称其无显赫恶，则其人为能知自爱者可知矣。既知自爱，而理财之才复如此，则荆公拔识之于小吏之中，亦非为过矣。

　　张商英唐Ｘ言张商英为安石鹰犬，而近儒颜习斋亦言商英善理财，比诸薛向，不知习所斋据何书。考诸宋史本传，则商英以面折章，为所敬礼，归而荐诸荆公。（此亦章不可及处）因得召对，擢监察御史，旋出之于外，终熙宁世未尝大用。其果为荆公所甚倚重者与否，不可深考。哲宗亲政，商英上疏严劾元?大臣，故当时所谓士君子者，恶之特甚。徽宗崇宁初，蔡京相，商英又劾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京衔之，编入元?党籍。大观四年，代京为相，谓京虽言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大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然则商英其亦不辱荆公之知矣。

　　孙觉

　　与荆公友善，公执政，荐为直集贤院，后以争新法去官，史亟称之。然觉与荆公友谊，终始不变，公薨，觉诔以文，极诵其美。

　　李常荆公荐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以争新法去，史亟称之。

　　陆佃荆公弟子，执政后用以为学官，始终能尊其师，惟以不与政事，故宋史不甚诋之，但有微词而已。

　　李定本传云：定少受学于安石。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荐之，命知谏院，御史陈荐劾定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言实不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寻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劾安石，章六七上。元丰初，进定为御史中丞，劾苏轼逮赴台狱。哲宗立，谪居滁州。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逐著。按唐Ｘ言李定为安石爪牙，而当时劾荆公者，多借定为题，嚣嚣论不已，实当时一大公案也，故今详录本传之文而辨之。传言定为孙觉所荐，觉字莘老，以学行闻于时，与荆公虽旧交，然因争新法不合去官，此其人当为当时诸贤所许者也，何至以不孝之人入荐？又据传言定于宗族有恩，得任子亦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夫孝友之道一也。定友爱至此，而安有不孝者乎？考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工传神，是仇氏已三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久矣。孔氏不丧出母，见于礼记，况于妾母耶？以此律之，即不为服，亦不为过。况仇既死于郜氏，则定所云实不知为仇所生疑不敢服者，实在情理之中，而定犹不忍竟不为服也，而托侍养以解官以行心丧焉，亦可谓情至义尽者矣，且又安知非定之父，不许其子为弃妾持服耶？由此言之，定不得为不孝明矣。就令定果不孝，亦何与安石事？而合全台以攻定，且缘定而攻安石，汹汹然疏至六七上，此何理也？是知其所以攻定者，非以定之不孝也，以定言青苗便民耳；又非攻定也，攻安石耳。以人之不肯随我以破坏新法也，乃不惜构游词以诬其名节，是直夺人之言论自由已耳。此等台谏，非用张江陵之法，一一取而廷杖之，不足以警凶顽，然后世史家。则皆以直颂之矣，可胜叹哉！吾非)龂*)龂*焉为李定辨，凡以见当时攻新法者，其无赖乃至如此耳！

　　吕嘉问字望之，助荆公行市易法者也。宋史本传极其丑诋，而公有祭其母夫人文云：实生才子，我所叹誊，秉义率法，困而不渝。公罢政归江宁后，嘉问知江宁府，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其末段云：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汙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则嘉问为人，必有可观者，宋史之言，殊不敢尽信也。

　　常秩秩字夷甫，有道之士，而荆公挚友也。宋史以其友于荆公也，丑诋之。本传云：“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奏对后即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又云：“初，秩隐居不仕，世以为必退也者。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著讲解数十篇，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今案同一传中前后相去数行间，而记载矛盾至此，前史所未有也。考神宗以治平四年十月，诏秩赴阙，而秩屡辞。直至熙宁四年始入朝，传之前文所纪者是矣。安石之为相，在熙宁二年，秩之被召，在相安石之前二年，秩之诣阙，在相安石之后两年，然犹三使往聘，以礼敦遣，始勉就道，是犹得云一召即起耶？何其好诬人若此！又何其不善诬人若此！案刘敞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秩颍州人，初未为人知。欧阳永叔守颍，令吏较郡中户籍，正其等。秩赀簿在第七，众人遽请曰：常秀才廉贫，愿宽其等。永叔怪其有让，问之，皆曰：常秀才孝弟有德，非庸众人也。永叔为除其籍而请秩与相见，悦其为人，秩由此知名。”今考欧公集，自治平三年至熙宁三年，所与夷甫诗及尺牍十余条。欧公长夷甫六年，乃称之曰常夫子，又曰愿得幅巾杖屦以从先生长者游。及其卒也，荆公为之墓表，称其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以刘原父欧公荆公三人之贤，而其向往夷甫至于如是，则夷甫之贤可想矣。而史乃诋之如此，且为之论曰：学不为己，而俯仰随时，如桔槔居井上，欲其立朝不挠，不可得矣。呜呼！徒以其与荆公游之故，而掊击至无完肤，欲不名以秽史得乎？至谓秩尽讳其春秋学，则吾考荆公并未废春秋，则秩虽媚荆公，亦何所容其讳，其诬更不俟辨也。（荆公未废春秋，于第二十章别论之。）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工文，时号曲辕先生。尝作感山赋七千言，欧阳修韩琦皆重之，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英宗时授国子监直讲，以母老辞。幼与荆公交好，公于嘉?三年，有与崔伯易书，痛王逢原之死，谓世之知逢原者无若吾两人。逢原安贫乐道，曈然尘表，与荆公正同一节操。而伯易能为二人所许如此，则其清风亮节，亦可知想矣。而宋史本传云：“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嘻！不知踞厕时何以有人在侧，而见者皆笑，又何在厕者之众耶？此直不尽情理至秽极鄙之言，而以入之正史，是诚何心！要之凡其人稍为荆公所礼者，务必丑诋之使不侪于人类而已。

　　王令字逢原，荆公生平第一畏友，刘原父所谓处士之有道者三人之一也。荆公集中诗文与相往复者，不下数十见。其卒也，为铭其墓，称以天民。宋史无传，而王直方诗话云：“逢原见知于荆公，荆公得政，一时附丽之徒，日满其门，进誉献谀，逢原厌之，乃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请谒不衰。”考荆公所作墓铭，逢原卒于嘉兴四年，实在荆公得政前之十年，此语何从而来？可知宋人之于荆公，所以诬蔑之者无一不用其极，凡亲友无一得免焉。幸而宋史不为逢原立传耳，苟立传，则夷甫之束阁春秋，伯易之拭带圊围，又将盈纸矣。

　　此三君子者，常崔虽尝一仕于朝，未尝一任繁剧，其于新法，可谓之绝无关系。王则当新法行时，墓木久已拱矣。而后之载笔者，其谒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载吕章之徒之恶，而亦有不敢尽信者矣。非吾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乌，实缘昔之载笔者恶其人及其储胥，有不足以坚吾信也。

　　荆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夫以荆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间或为人所卖，则宜有之。若谓其喜逢迎，乐便辟，曾是荆公而肯为是耶！夫人苟尝为荆公所任者，或与荆公有亲故者，或不肯随声附和以诋新法者，则虽君子而亦必诬以小人，则其谓荆公专任小人也亦宜，乃独有一元恶大憝之蔡京，其人与荆公有葭莩亲，熊本又尝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荐之，（见本传。）而其容悦干进之术，不能售于荆分，而反得售于温公，则荆公虽曰不知人，犹加温公一等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