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学术，内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外在于治理国家，付诸实用。他存身自立、行为有度，和施行在政治上的所有方法，都是他的学术。何必在这些之外再寻求他的学术呢？即使这样，他的学术也有可以论说的内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无不认为经学是根源。而所谓的经学，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汉初兴时，传习经学都只解大义，不去研究章句。而它的大义也都是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的。因为是口口相传的原因，肯定是有所感受，不去想当然地解说，应当能得到经书的本意；因为它很少写到竹帛上，能听到的人很少，也就无法长久地传下去。那些大师们不在了，经学也就很不好解了。两京的那些研究经典的人们，强拉硬扯地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解释经书，是不是真的得传授于孔子门徒，已经搞不清了。即使有孔子门徒的传授，也不过许多义的一义，它不足以展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这时候如董仲舒的《繁露》来解说《春秋》，刘向的《新序》来解说《诗》，他们的解说，大概都不是全按老师所教来写，而常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图。把经中的含义引申发挥，为经学开了一条新的蹊径。到东汉末，离古代更远，口口相传的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个儒者出现，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作为教学内容，疏通分析文句，用力很是辛苦，而大义可能还有没解释清楚的。从魏晋六朝到唐，士人不喜欢学习，而只用文字相崇尚。有三五个知识渊博的，还出自佛学门下，而儒术不足以成气候。这时期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又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人的跟随者，虽然用力更勤，而有创见的内容更少。到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剖析，经学的壁垒又有了新的变化；看它所依靠的，在身心性命，而经世致用之道，则不去讲，说只对身心性命有好处，经世致用之道，可以很容易实现。到极点的时候，以至于只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把这几种摆在众经之上；而汉代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都被束之高阁。身心性命不可不讲这固然是对的，然而这是孔子所谓的智慧在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们说的，而性命与天道，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用这些给普通人讲能得到什么呢？再说经世致用之道，都包含在身心性命之中，而只要对身心性命有好处，其他的都可不学，那么六经应当再删除十之八九，而孔子仍然留着这些来供后人作为玩物丧志的工具，这是为什么呢？宋儒的学术，虽然不能不称为经学的一部分，然而它不足以称为经术的全部，这是很明显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他在宋学范围中，确实独树一帜；而对于经术，他的功过和濂洛关闽都差不多相等。本朝继承宋明末流的局面，朝相反的方向去用力，复古倾向严重，胡阎江惠，引导了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使这一流派巩固。从乾嘉到现在，各个经书都有了新的解释。每一词每一义，都一定要寻求它的出处。空言和臆想成为严格的禁地。解释古代的名物制度，来回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光亮，于是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文字，没有不能理解的句子，这功劳很大啊，然而探究它的实际，又不过与徐、刘、陆、孔这些人平起平坐，比照贾、马、服、郑这些功臣们，如果说得高一些，可以做他们的诤友，这已经是达到了顶峰。一言以蔽之，是致力于章句的学问而把它的技艺发挥到传神的极致。由此看来，则两千年来所谓经学就都明白了。由宋到明，是发展到另一支，虽然有所得，也没有大家出现。而从两汉隋唐开始，一直到本朝，其中最大的功绩，不超过章句。如果章句都没有搞清楚，还怎么去谈大义？固然是这样。然而如果理解了章句，治经的事业就已经完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天下有这样的学术吗？就是贾、马、服、郑、徐、刘、陆、孔、惠、戴、段、王这些经师，谁敢说他的学问就是经学？不过说我这样做，是为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们玩索章句的劳苦，使他们能倾注全力来从事讲求经典的大义。讲求大义，实际是研究经学唯一的目的；玩索章句，不过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误把手段当做目的，那么终身不会从经学中有所得。人人如此，代代如此，而经学就成了无用的多余之物。必明大义然后才能称之为经学，既然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得这些经书的大义呢？这确实是最难回答的一个疑问。而两千年来多少大儒相互谦让而不敢来做这件事，原因正在于此。我所要明确的大义，也想探明它确实是这本经的大义；然而怎样做才能确定这就是这本经的大义呢？这必定要受教于删定这些经典的孔子才可以做到。如果不然，也要受教于他的徒弟们。受教于他徒弟的徒弟，当面去问他们，那么他们如果不说，就不知道这经书的大义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只有先秦的儒者们可以谈经学。其次西汉的儒者们，也可以免费谈经学。从此往后，口传的东西都没有了，而经学的趋势必定成为绝业。后代的儒者，之所以不敢求取经书的大义，都是因为这些。然而就一直这样长此下去吗？那么孔子编著六经，果真是留给后人玩物丧志，使天下的人颇费精神于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间，而对天下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要用这纷乱的东西呢？因此后代的儒者，既不能像孔子的徒弟那样亲耳听到孔子亲口传授，没有办法，也只能独自抱着经卷，来揣测圣人的想法，自己寻求所谓的大义。所求得的大义，果真是孔子的大义吗？这就不敢说了。然而假使十义之中，有一义与孔子的相一致，那就不白用力；就算是都不合孔子的原意，而人人都按这样的方法来寻求，必将有一个是符合的，而天下也会因为思想自由的缘故，精神会越来越通畅和深刻，或许还能发掘出古人没有的深奥道理，不只是为六经的注脚，而且还将成为六经的羽翼，这样它的功绩不是更大吗？我认为汉代以后研究经学，除了这个方法没有什么可行的了。假如连这种方法都不用，那就无异于说应当废除经学而不许人再碰这些。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经学的，有汉代的董仲舒、刘向，而把它光大的，则是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自己写作了《三经新义》颁布到学校中，“三经”，指《周官》和《诗》、《书》，《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诗义》、《书义》出自他儿子王雱及其门人之手。这里抄录它的序。
《周官义序》中说：
士人被流俗之学困顿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关心这件事，想用儒家经典的义理来成就他们。因而召集学儒之臣，阐释经书的意旨，要把它传布到学校之中，而臣王安石实际负责《周官》一书的工作。政事之中体现着的道之本义在于人的贵与贱的地位差别。行事的先后有一定次序，多和少有一定的数目，是快还是慢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制定法令制度并且应用它于法律，将这些法令制度推行于人。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当官，当官的人都完全遵守和推行法令制度，这种情况没有能超出成周那个时代的。那些法可以在后世施行，文章记载在书册之中的，没有什么比《周官》更全面。大概是国家习俗而尊崇它，延续增添使之完备，到了后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哪里是仅仅靠了文王、武王、周公的力量呢？这就像四时的运行一样，阴阳之气积聚形成了寒暑的变化，并不是一天就行的。从周朝的衰落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几乎完全没有了，学习儒家经典的人，已经不能再见到完全的经典了。在这样的时候，皇上想阐释和发扬古代经典的旨意，我真的想不遗余力地去做，但我知道这件事很难。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知道了建立政治制度、施行它去做事，追寻圣人的旨意并且恢复它的难处。然而我看到圣人想改造法令制度成就功业，在心性上有所成就，有一定的凭借和辅助，这完全是承继先圣之德的时世呀。用现在的观察与学习去考察所学得的古代东西，这就是见到了事情就能知晓它的道理，我真的不自量力，认为已经差不多了。因此我鲁莽地为这件事竭尽全力，却忘了自己的才华不能达到要求。仅仅把这部书排列出二十二卷，共十几万字。有皇上的关心，再加上有关部门的工作，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只是在等待下诏书颁行了，以此为序。
《书义序》说：
熙宁二年，我因长于《尚书》而入侍皇帝，因此参与了政事。而我的儿子雱负责实际讲解的工作，有所得之后写成文章献给皇帝。熙宁八年，把他的学说传到太学。虞、夏、商、周几朝遗留下来的文字，在秦代之后几乎完全消亡了，到了汉朝只存下了一部分，依赖学者和官员们的记诵和解说。因此没有消失，但君主们却不知《尚书》的用处，上天赐予皇上以大智慧，开始实际运用《尚书》中的道理来验证它，用对事物的决断来考查它，又命令臣子们来训释它的旨意，使天下之人和后世之人能明白。然而我和我的儿子所知道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只是从您那里承接下来的一点。《尚书》言辞深奥，含义丰富，而我们的解释却十分浅陋，使命十分重大却以轻眇之心去作了，太惭愧了，谨为之序。
《诗义序》说：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诗，它们的旨意都还保留着，文辞失传的仅仅有六篇。皇上先让臣子王雱训释它的文辞，后来又让我们训释它的旨义。书完成之后要把它赐给太学，颁布给下，又让我来为之作序。我恭敬地做了拜手稽首之礼后说：《诗经》向上能够与大道相通，向下合乎礼义。理解了《诗羟》的文辞和它的旨意所在，就会产生君子；遵循着它的道理而行事，圣人因之而成就。然而从孔子的弟子赐和商于一言有所得，孔子就高兴地勉励他，可以说《诗经》的旨意是十分难于明白的。从周朝衰亡直到今天，世事混乱，难道不正应该推行《诗经》之道吗？皇帝陛下德性纯良而且丰厚，神仙都为之动容，施行政事十分练达，做事十分合理，四方之民都愿归服而无后悔之意。每天每月都在接近圣人之道，学问上走向了光明正大之境，就是《周颂》所形容的王者之圣明，也还不足以来说明皇上的情况。先是自己得到了《诗经》的微妙道理，然后又命令跟您学习过的臣子来阐释那濒于灭绝的道理，愿意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圣道之恩泽。我们所知道的，就像小火星一样，哪里能体现您日月之光的一点呢？姑且承接了圣明之人的劳动结晶，代为存贮罢了。《谷粱传》中说：“完美的事物很久才能完成。”因此《棫朴》的作者把“寿考”作为自己的言辞，大概是将会有来者来琢磨其文章辞句，按圣上的志向来完成它。我又衰弱又年老了还能见到这件事的完成真是幸运之极，谨为之序。
这三篇序，文字高尚纯洁，庄严持重，书的内容，也可以略看得出了。如果想寻求王安石治经的方法，特别要看他所著的《书〈洪范传〉后》，文章中说：
古代做学问的人，虽然用嘴提问，却用心去传授；虽然用耳朵去听，却将意义授予学生。因此做老师的不厌烦，而求学的人也有所得。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苦思冥想不明白的地步就不去启发他们，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地步就不开导他们，举出一个事情而不能用许多相关的情况未印证，就不再说了）孔子怎么敢于专爱自己的道理，来统治天下的学者，却不让他们早些有智慧呢？我认为，问的不切要，那么听的就不专心，思考的不深入，那么得到的知识就不牢固，不专心又不牢固，那么可以进入的，只是嘴和耳朵罢了。我要教的，不是让学生口耳的学问提高。孔子死后，大道日渐衰落，到了汉代，出现了作传作注的学者。做老师的则只有讲述却没有学生的回应，做学生的则只读书却不发问。不是不想问，是因为他们以为经书的意旨尽在于“传”、“注”之中了，我可以不提问就得到了。岂止是没有问题，还将不会思考。不是不想思考，是因为以为经文的意旨尽在于此了，我可以不思考也可以得到了。如果这样，即使传、注已经做得很好了，固然可以使学生口耳的水平有所提高，却不足以使他们的心智得到提高，何况传、注之中还有不好的呢？过了一千多年，圣人的大道最终不能被人明了，而求学的人也不能用圣人的言论来施行于世上。
读了这篇，王安石怎样做学问和怎样教导别人做学问都很清楚了。用心传授，以意传授，恳切求教，深刻思考，而将所学的东西施行于世间，王安石研究经书的目的都在这里了。我认为不只是研究经书，百科的研究，都应当是这样。如果不按这样的方法，而只靠在讲堂上听传授讲义，那么即使记诵极多，最终也不能有创造性地阐释发挥，一国的学术，也就没有进步了。《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书，用意良苦，曾放几百颗石莲子在几案上，边咀嚼边思考，吃完了还没有想出来，往往咬到手指流血而自己还没有感觉到。这种说法虽说不知可不可信，但他致力于学问的坚韧刻苦，思考的深刻投入，可见一斑。黄山谷诗中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牗。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可以说是公正的评论。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掉《三经新义》的版，这书就很少在世间流传，元明以来就亡佚了。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存《周官新义》一种（今“粤雅堂丛书”中有这本），王安石的遗言，才能借此得以没有失传。我曾取来阅读，它的阐述和发挥很多，不是后代的儒者所能赶得上的。全谢山说：“王安石解经，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是他那和字说纠缠在一起的部分，不无穿凿的内容。”（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这仍在赞誉王安石专句之学。章句之学，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不动就说王安石诋毁《春秋》，说它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现在考证林竹溪《斋学记》中说：（《宋元学案》引）
尹和靖说：“王安石不曾废《春秋》。废除《春秋》，把它当做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都是后来无所忌惮的人托王安石的话。韩玉汝的儿子宗文，字求仁，曾给王安石写信，请教六经主旨，王安石回答他，只是关于《春秋》说，此经比其他的经尤其难，盖三传都不足信也。王安石也有易解，言辞很简，疑问处缺少，后来有印行的，名为《易义》，这不是王安石的书。和靖距离王安石的年代不远，他这么说，很公平。现在的人都把王安石说《春秋》是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作为他的罪名，冤枉啊。”
今按《答韩求仁书》，被存于他的本集中，确实如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但不回答求仁问《春秋》的话，就是对于问《易》的内容也不回答，大概是这两种经书微言大义，比其他的经书都深奥，如果不是受孔子亲口教授，没有办法理解。如果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没有不谬以千里的。王安石不敢臆测，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被蒙蔽是因为他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正应当因此而认为王安石做的对，而怎么能诋毁他呢？况且古代的学校，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诗》、《书》，而孔子正言，也仅在诗书执礼，难道不是因为《易》、《春秋》的大义，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说的吗？而王安石只把三经设立在学官中，也是效法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周麟之《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解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孙莘老的传已经出来，一看到感到很好，自知不能再比他写得好了，于是诋毁《春秋》而废止。说：这是本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不能在学官中教授，不用于科举。”李穆堂驳斥他说：“王安石想解释《春秋》，还没有著书，别人是怎么知道的？见到孙莘老的传而嫉妒，诋毁他的传就足够了，何至于因为传而诋毁经呢？诋毁传容易，诋毁经难，舍弃容易的，而选择难的，傻子也不会去做，而王安石会那样做吗？而且据邵氏辑的序文，说孙莘老晚年时为儒士们穿凿的说法而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莘老的这个传，应该成于晚年。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年六十八岁，孙莘老在元祐元年才拜谏议大夫，而死于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年），死时六十三岁。这样孙莘老要比王安石小十多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看到，而嫉妒的说法是从何而来呢？周麟之胡乱编造，后人相信了他，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区别。”又说：“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这种说法，曾从先达那里听说过，说是见于临汝闲书，大概痛恨解经的人，而不是诋毁经书。王安石的弟子陆佃、龚原，共同研究《春秋》，陆佃著《春秋后传》，龚原著《春秋解》，遇到疑难处就认为是缺少文字。王安石笑着说缺文如此之多，那么《春秋》就成了事实记载凌乱芜杂的书了。大概是说研究经书的人自己不理解经书，就不应当把它当缺少文字对待，意思实际上是尊经，而不是诋毁经书。”现在看孙莘老的《春秋传》，不只是周麟之有跋，杨龟山也有序。杨龟山说：“熙宁初，崇儒尊经，训示开导了许多贤士，认为三传的异同，无法考证，对于六经尤其难以了解，因此《春秋》不被列在学官，并不是废而不用。而士人正急于科举的学习，于是就缺少不讲了。”这正和尹和靖的说法相同。杨龟山平时最好诋毁王氏的学说，而他这样说，为什么后人不提起这些，而只信周麟之的话呢？
王安石生平所著书，有《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现在流传的是元金谿危素搜辑而成，共一百卷，后集也在其中，不是原来的版本），《周官义》二十二卷（今《四库》所收录的《永乐大典》本为十六卷），《易义》二十卷（见《宋史·艺文志》，而根据尹和靖说这并不是王安石的书），《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经新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一生对于书是无所不看，到老更加热心，在晚年写的《与曾子固书》中说：
（前略）我从百家诸子的书到《难经》、《素问》、《本草》、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方面的内容，也无所不问。后代的学者，和先王的时候不一样，如果不这样就不能了解圣人的原因吧。有了真知然后再去读，就可以有所选择，所以异端的学问就不能使自己混乱；也因为不使自己迷乱，因而就可以有所选择，更加明了大道。子固看我所掌握的，还能被异端的东西所迷乱吗？现在迷乱的风俗，不在于佛学，而在于学问上。士大夫们沉浸在利欲之中，相互用言语恭维，不知自己约束自己罢了，子固认为是这样吗？（案：子固来信规劝王安石学习佛学，这是王安石的回信。）
王安石晚年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真谛，佛学和道学两方面，都有所得，而他理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世，在他的《读老子》一篇中讲：
道术有根本有末流，根本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末流是万物成就的条件。根本出于自然，所以不用假借人力就可以表现出来，万物依靠它生长。末流涉及外形器用，所以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会长成。不用假借人力万物可以依靠它生长，圣人可以不用说、不用做；到了要依靠人力然后万物才能长成，这就是圣人不能不说、不能不做的原因。所以当初圣人在位，把万物生长、长成当做自己的责任，一定要有四种治理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法、音乐、刑罚、政治，是万物长成的条件。所以圣人致力于培养万物长成，而不说使万物生长，大概是因为生长效法自然，不是人力能够实现的。老子却不这样，认为涉及外形和器用，都不值一提、不值得去做，所以抵触礼法、音乐、刑罚、政治，只讲道。这是不能明察事理而又要求过高的错误。道是自然的东西，又何必干预呢？只是因为涉及外形器用，一定要等人去说、等人去做。《老子》上讲：“三十车辐共用一辙，因为它是空的才会用在车上。”毂辐能有用处，本来就在于车没有用处，然而工匠砍削雕琢木料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是没有用到自然的力量，可以不用参与。现在造车的人知道造出毂辐从来没有达到无的地步，但可以把车造成，是因为毂和辐具备了，那么无就有了用处。如果知道无的用处却不去造毂和辐，那么造车的技术自然就生疏了，现在知道无可以用于造车，用于治理天下，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用。所以无可以用于造车是因为有了毂和辐，无可以用于治理天下是因为有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如果在车上废弃了毂和辐，在天下废弃了礼法、音乐、刑罚和政治，只是坐着等待无发生效用，就是近乎愚蠢了。
现代西方学者宣讲哲学来推动社会学、国家学，他们的理论繁多，总结起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出自天演，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驳斥他们的人说，优胜劣汰，天没有慈悲之心，择优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如果听从第一种说法，就是遵从命运；如果听从第二种说法，就是遵从力量。遵从命运而不知力量重要，就会造成放任而社会不再进步；遵从力量而不听从天命，就会过于干涉而社会也因此不会进步。明白了命运和力量的相互关系，是不是也差不多明白了大道了呢？王安石的这番论述，也许有所创见。两千年来学者们论说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