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有女子新剧，且有小舞台每夕专演，此诚破天荒之奇举，然一时舆论非之。在于之意，让此辈英雌乐乐亦是与人方便，何必咬牙切齿，言风化、言男女授受之义大煞风景，盖言之不胜言，似可放过也。惟以剧之道立论，则女子于新剧似尚不能达万能之境，尚不如髦儿班坤伶带口连、着花花衣，开粉脸，唱几句西皮二簧，亦步亦趋，尚合符节也。如真欲发愤于新剧上占一地位，则卖弄其英雌本色，扮娘姨、大姐、妓女及不三不四之女学生，又谁能赛得过他？其余则不必言矣。
清康熙年间，特开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荐士入京召试擢用，并授翰林职，此等翰林如毛奇龄等皆以绩学雄文负海内重望，虎视蛟腾，傲睨一世。每逢校艺论文之会，同馆之以科目进者率面热内惭，噤不能发一语，遂怀忌嫉，诋之曰野翰林，一时传呼。民国甲寅、乙卯之间，袁世凯为政，大考知事，所谓特任、简任官亦得保举若干，准其免试录用，是当名之曰野知事。然野翰林尚多为明代遗老，野知事悉为亡清之贪官赃吏，赐野翰林不过辱士，用野知事是为害民焉。
乞丐所着之服，文学家美其名曰百结衣，其辞甚雅，兹又有加百结衣以解剖者，其说明曰：百结之衣，质料之大皆如掌，其补缀成衣也洵一奇技。是等衣服，微风乍起直可吹之离身，如秋风扫落叶，而若辈则借此以章身。质料之庞杂，又不知集几多破服而成一制，垢腻丛积，秽恶不可近；五色杂出，极光怪陆离之致。考此衣服之时期，约可分五代，第一代新制为上流人服，第二代半新旧为通常商贾服，第三代为工人服，第四代为贫苦人服，自贫苦人废弃而入乞丐之手是为第五代矣。予曰此衣当为五代元老，凡五代之人均受其益，惜愈趋愈下耳。
甲寅秋，刘某上书与徐世昌论政，中有句曰：“叛二百余年之天子谓之曰忠臣，叛二年余之总统谓之曰乱党。”
又曰：“满清有可亡之道，项城非亡清之人。”
其言短俏，一时革命党、宗社党均比之渔阳三挝而称颂之，袁政府为状颇窘。章行严于《甲寅》杂志中形容其状，亦有句曰：“政府闻之狼狈而不敢辩，勉强发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厉内荏之状。”
又曰：“偶遇清流正士，偶加驳诘，转若所为，邻于妾妇求掩不遑。”
质之当时确有此象，惟袁氏之出，革命党当年实有同意，今日似未可以复辟之邪说攻袁。但断章取义如忠臣乱党之语，尚是半句公道话。千百年后，宗社党之言论惟此可传耳。
夫妇之制，自来称正室曰夫人、侧室曰如夫人，有作《如夫人解》者力辟其说，其文曰：“如夫人三字实如意之夫人之谓也，顾名思义，位在夫人上。古者娶妻须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娶矣，不如其意者往往有之，于是乃欲更娶一如意之夫人，故此名非贬词也。”
其言新颖，大为一般姨太太扬眉吐气，于义当否非所敢知，予亦弗敢认可其说，使天下所谓一品正夫人者群起而詈我。惟如意二字颇足研究，古诗有曰：“人生贵适意。”
又凡人之初生，其始必为一男一女，在耶教中目之曰亚当、夏娃，彼亚当、夏娃所居之地美其名曰极乐园，极乐即适意之谓，足见人生以男女共处为至适之事。然最初之男女无夫妇之制也，浸假而男女渐多，其结合不能如最初之单简，于是男女互寻其偶以为偶，然亦无正室、侧室之制，且并无婚姻之说也。治社会学者谓婚姻史之初期为掠婚时代，掠一女逼之为妇而自居为夫，是妇者不啻奴隶之名词。后之帝王制礼以掠婚为不当，乃变之为求婚，故用媒妁而又须待父母之命，其用意仅在免掠且勿贱妻而已。后人误解，定为礼法，取男子、女子之自由而共束缚之，男子掠夺出乎自由范围以外，束缚以礼法似亦近理，然女子之不自由如故也，虽有纳采及亲迎之礼而为其夫者仍是不相识、不相洽之人，父母虽曰命之、送之，然与自贡其女于盗穴者何异？况文明日进，男子亦不至人人尽为强暴，而礼法反强纳一双不相识、不相洽之男女于一处，美其名曰夫妇，其暴可知矣。男子不甘其暴则娶如夫人，女子不甘其暴另觅情人，亦锡之曰如意君，是皆婚姻制度所种之恶果也。或曰此中亦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解，不可一笔抹煞。予曰美哉自由之名词也，然自由亦即适意之谓也，但既称自由，何必再赘以结婚之名词耶？观之西国，又有离婚之法，婚既可离，又何必结？论者曰离婚亦为正义，是又明明默许男女相处可合可离矣。既属可合可离，是已无关重要，然律以夫妻又何为？况所谓人者动物也，既曰动，其情爱自应有动移，今日以如意而结婚，明日忽不如意，而此夫妇之制乃束缚之，是岂非大不如意乎、大不自由乎？虽有离婚之法可以少苏其苦，然离斯离耳，又横添许多手续使人不快，又岂非多事乎？故予颇敢取夫妇之制而并非之也。
拿破仑，法国人也，而有统一欧洲之志，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然欧洲之人至今称之，许为怪杰。元太祖以异族入主中原，亦欲包有六合并吞天下，铁骑所至，西北俄罗斯、西南五印度遂入有元之版图，讵非中国之雄主哉？徒以异族之故，至今人鲜道之，且不如远在海外之日本人，尤许其为亚洲怪杰也。此其故在国人不好提倡武德，以为彼乃异族，又属暴举，且穷兵黩武不可为后世法，故明人修《元史》，宁使其疏舛四出，不使其铺张武功。元人《拖布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记开国战史颇详。明中叶修《元祖实录》，史臣请颁此书而弗肯出，天历修《纪世大典》，再请之亦然，故史书之成，关于西北藩封、疆域兵马皆仅虚列章名，不着一字，遂使元代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埋没古人，欺藐后世，莫此为甚。今日国人秉此遗传性，且来不武之讥、瓜分之辱，追忆前人，欲哭无泪矣。
拿破仑以微贱即帝位，且在宣布共和之后，其所恃者在引起法人当时好大喜功之兴趣，从事国外之战争，为法兰西争光荣，而彼之帝位即巩固于此中。益以每战每胜，威声大震，全欧慑伏，讵独法兰西之小民。及闻其败也，民心一旦瓦解，故拿破仑遂一败而不可复兴。至拿破仑第三承其余志以行而英敏不及之，故其败速而民叛尤易，是皆以武功维持帝位而帝业全关系于武功者也。元有天下，其疆域之广、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缪之主，且内无宫闱奄宦之蛊，外无苛政强臣夷狄之扰，又有四怯薛之子孙世为良相，与国同休，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者，其故盖亦与拿翁同，以武功维持帝业而卒败于武事之一蹶不振也。日本、爪哇之征讨，覆海师于数万里，是为第一次之失败。及后顺帝即位，已无前代之英锐，而前代所遗之盛业，如外而岭北、岭西诸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马行八九十日方至，内而江浙、湖广各行省，举唐、宋分道分路之制，尽荡覆之旁通广阔，务为侈阔，至此乃鞭长驾远，控驭不及，于是阿里不哥、海都诸王叛于北，乃颜、合丹诸王叛于东，安南、缅甸、八百诸蛮叛于南，穷年远讨，虚敝中国，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而中原之士亦乘间而兴光复之师矣。谓非败于赫赫武功之后难于为继者，别无充分之理由也。
拿破仑之称帝在欲达其统一欧洲之目的，为法兰西增光荣，故除军事外，彼无专制之事实贻人指摘，而念念不忘祖国，必思发辉而光大之，尤为可取。故其称帝也人能谅之，以其借帝制图进行上之便利而欲贯彻其并欧强法之志趣也。元人尚武，仅在兴其家天下耳，中叶以后已呈中干之象，又复对内强分畛域，以辽金新附者为汉人，以宋人为南人，汉人重于南人而蒙古、色目人重于汉人，用人行政均不得调剂之道，是其志趣殆非拿翁光荣法国之见。明祖为吾族吐气，起兵覆之，自是快事，但必埋没元代之武功，视同阴谋，深闭固拒，不以示人，则非所敢称也。
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而予所最视作极丑之事者乃在明建文帝及燕王之争。彼一家叔侄不顾羞耻，攘臂而争大宝，为之臣者乃互相拥戴，且以死难为忠，真是何苦乃尔！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驻防一如满洲，且沐猴而冠，自视乃若异人，岂不使人笑脱牙齿哉！
韩山童讨元檄文有句云：“贫极江南，富归塞北。”
良以元人分南北、蒙汉之见，膏泽之润罕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也。讵今日又如之，独是北方一块干净土，主政者虽欲加以殊恩而强邻必视为鼾睡之乡、牧马之地，又均莫如之何也，伤哉！
元祖遣海师讨日本，大风覆盘，全军没于海，日本遂赖以保全。当时日本既闻元祖渡海东征之警报，全国震动，殆若有亡国之奇祸，一如中国今日焉。某代天皇特奔至福冈，与某僧设坛祭天，并大作佛事，一时求佛宣呗之声遍于全国。其后元师既覆，某僧遂居为己功，而天皇亦自诩其跪拜之诚乃感动天心，降殃于元。国人狂喜，亦视天皇及某僧殆立有不世之奇勋者然，传至今日，犹为天皇及某僧立铜像于博多之西公园。予闻其事，失笑者再，夫祭天求佛以御寇，与梁武帝何异？幸而大风覆元师耳，否则岂不徒为亡国史上增笑柄乎？今人为立铜像尤为无当，虽然，今日之日本固又思传其救国之佛教于中国矣。袁世凯亦乐于祭天，苟相率作一场佛事以祝中国勿亡，尤使人笑啼不得，叹为奇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