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圣

戴圣简介

  戴圣(生卒年不详),字次君,祖籍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1-4]  西汉时期官员、学者、礼学家、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后世称其为“小戴”。
  戴圣与叔父戴德曾跟随后苍学《礼》,两人被后人合称为“大小戴”。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
  著作有《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
  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戴圣为东周时期宋国君主宋戴公(子撝)的第二十三世孙。祖籍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出生于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戴圣早年与叔父戴德等人潜心钻研礼学,成就卓著,朝野威望很高。但作为礼学的代表人物,戴圣有点居功自傲,不拘小节,甚至于时不时干出一些逾越法纪的事情。因为戴圣的名望地位,前任刺史对戴圣的不轨行为视而不见,戴圣也就习惯成自然,愈演愈烈。
  后来,戴圣担任九江太守,而年仅30岁的何武担任了扬州刺史一职,恰巧管辖九江太守。何武按照职权范围,毫无保留的对戴圣的不当行为进行监督。戴圣根本不把何武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何武暗中派人将他的罪行查证清楚,然后向他“露章”,就是故意把罪证透露给他。戴圣知道自己的不端行为被何武掌握,对何武更加憎恨。虽然何武没有告发戴圣,但戴圣担心何武检举自己,就主动辞职,到京城去做博士。到京城后,戴圣对何武仍然有所忌恨,不失时机地在朝廷散布一些何武的坏话。
  不久,戴圣儿子的宾客勾结绿林大盗抢劫,其子受牵连入狱,被官府抓获,羁押在庐江。处理这一起案子的正是何武。真是冤家路窄,戴圣以为自己毁谤了何武定会遭到报复,儿子肯定要被判处死刑。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出乎戴圣的意料,何武根本不计较个人私怨,秉公处理了参与这起案件的罪犯,对未参与该案的戴圣儿子宣判无罪释放。戴圣因此敬佩何武的爱憎分明和公正司法。只要何武到京城,就一定去诚心诚意地拜访他。
  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儒学成就
  戴圣一生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与叔父戴德及庆普等人曾师事经学大师后苍,潜心钻研《礼》学,成就卓著,史称戴德为“大戴”,戴圣为“小戴”,二人合称为“大小戴”。“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戴圣将战国到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 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其要言精义比起《仪礼》 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戴圣因此开创了“小戴学”。
  学术影响
  戴圣精心讲授“礼学”,授徒颇多,曾传其学于梁人桥仁、杨荣等,于是,今文礼学“小戴学”又有了“桥、杨氏之学”。小戴对于传播和发展《礼》学有一定贡献,《小戴礼记》被列为儒家经典,“三礼”之一,唐时被称为“大经”,明时已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中的《礼》。该书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代表作品
  戴圣成为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者;后来,三家之学皆立于学官,其学兴盛一时。宣帝时,戴圣曾被立为博士,参与石渠阁议,评定五经异同。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曾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书。被称为《小戴记》或《小戴礼记》。该书原为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后经郑玄作注,使它摆脱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成为今本《礼记》。全书共分《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内则》、《坊记》、《儒行》、《王制》、《玉藻》、《冠义》、《昏义》、《杂记》等四十九篇,其中的要言精义比起《仪礼》中的繁文缛节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与其叔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八十五篇(现存三十九篇)亦不相同。
  《小戴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小戴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小戴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到汉朝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小戴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由于学者郑玄为《礼记》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小戴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个次序,为西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曲阜孔宅墙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小戴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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